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时间:2010-03-22 20:05 凤凰周刊 点击:次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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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这样解说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如与粗放型增长相伴随的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贫富差距扩大等。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我们愿意忍受过去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一些必需条件开始丧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中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还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尽管这个问题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民工荒的发生与发展模式也有密切关系。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对外出口的依赖。可见，“民工荒”问题和这种增长模式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让你的博客名长存中国外储全球第一 总结起来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内需。就国家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 扩大内需不可只赶储蓄出笼 19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这当中有一个以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政策脉络。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将眼睛紧紧盯住只有几万亿的居民储蓄上。逻辑很简单：不是内需不足吗？不是大量产品剩余和积压吗？有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哪怕拿出来一半，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目的就是赶储蓄出笼。 这种政策思路，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这所谓的“三项改革”。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而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人形象地概括说：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总结这个教训对于形成新的扩大内需的思路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慎待目前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5年12月，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元。于是，现在一些人又将眼睛盯上了这14万亿。提倡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者有之，想乘机用削减福利的方式增加民众消费者有之，欲借此机会涨价以增加垄断部门高额利润者也有之。这种迹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14万亿元的储蓄。必须看到两个问题：第一，这14万亿元储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什么呢？第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那一点储蓄，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最近的一则报道说，目前中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 再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的思路。应当说，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刺激需求的办法，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生活中无疑还将继续使用。但反思1990年代末期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有两点教训是值得汲取的：首先，在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没有形成一种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和体制。结果是效益低下，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其次，投入的方向过分向城市倾斜。农村问题专家韩俊用数字说明了这种倾斜的问题：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有些人批评的近些年来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的现象，与此有直接关系。 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 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现在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还生活在相当低的生活水准上，甚至有些人的基本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层面上需要防止下面的几种倾向： 一，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须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这种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有报道说，南京、重庆等地许多居民在去年冬天被迫改用煤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目前中国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二，防止用赶储蓄出笼的方式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三，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刺激内需。现在是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而现在的产能过剩，有一部分就是上一轮扩大内需的结果。大上项目可以在短期内扩大需求，但形成的产能又会成为进一步过剩的原因。因此，在这次的扩大内需中，无疑要汲取这个教训。 以利益关系调整和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 真正解决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富民，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在于鼓励人们花钱消费。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这是一种文火慢炖的方式。 具体说来，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多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社会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第二，培育社会消费的主体中产阶层。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实际上，这里使用的标准是很低的，是将城市中除困难群体之外的居民几乎全部计入中产阶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发育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过于不均衡，上层挤占了中层发育的空间。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往往成为强势集团掠夺的对象。去年我就提出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问题。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这个阶层目前的状态是很脆弱的。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实际上，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从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要花钱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这方面的开支本身就可以创造需求，同时也会通过强化居民对于未来的稳定预期而促进居民的消费。 第四，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19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这当中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规范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关系失衡的问题。 第五，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做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事实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不大，但其在就业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应当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实际上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负担。 第六，促进城市化，缓解城乡断裂的问题。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6倍之巨，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市场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快速的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民的收入问题，充沛的内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七，启动农村市场。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应当对于中小城市居民的消费给予足够的关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真正的购买行动将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以外，即内地一些规模较小城市。“一些产品实际上列在农村和中等城市而不是大城市的采购单上，因为大城市的市场正变得饱和起来。”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过去城乡的两分法有些过于简单，而需要注意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的阶梯式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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